公元1643年，原崇祯十六年，今重兴元年，农历五月十二日，太子朱慈烺，在济南城郊祭告天地，广谕天下，登基即位。
整个登基仪式，全由李啸一手操控，这名对自已登极称帝依然懵懵懂懂的十五岁的孩子，在登上帝位后，自然而然地，对李啸有一种近乎全方位的依赖。
所以，他极其顺从地，如陈子龙姜曰广等人所拟定的那样，在登极之后，立即照本宣科地诵读诏书，加封李啸为太师，并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宫中诸事一切皆听李啸调度安排。
这样的做法，在外人看来，朱慈烺这般安排，简直就是自为傀儡，任由自已全凭李啸操控，实是令人骇然。
而李啸这样做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。
不过，这样的安排，对现在身体伤重初愈，更不懂治国为何物的朱慈烺来说，这样的安排，其实是连日来，从身体到心理都紧张劳累不堪的自已，能采取的最好的选择了。
毕竟，这样的一个根本不知治国理政为何物的懵懂少年，在时代的剧变中，突然糊里糊涂地被人推上了帝位，处于极度惶恐不安中的他，自然近乎本能地想要找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使自已得以倚靠，而拼却性命救他出京，又一手推他登上帝位的李啸，自然成为了他最大的倚恃。
再说回来，现在这济南城中，刚刚登基为帝的他，因为登基匆忙，就连宫殿与朝堂等物，皆尚未齐备，更遑论其他。
而朱慈烺自已，也根本就没有时间与能力，去组建自已的官僚队伍。再退一步来说，没有半点亲信势力的他，就算想组建自已的势力与人马，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事，所以现在的他，不依然兵强马壮又威信极重的李啸，还能指望谁呢。
所以现在的朱慈烺，只能一切听从李啸安排，自已根本就再无任何主见。
于是，李啸从拥立朱慈烺登基为帝的政治选择中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荣宠，真真可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普天之下，再无任何人，有这般权势与荣耀了。
李啸当日在京城，近乎搏命地救助下了太子朱慈烺，又成功将他拥上帝位，到现在，终于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。
从这一点来说，还真有点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的味道。
只不过，大权在手又兵强马壮的李啸，他在心下，虽然志得意满，却总感觉有点隐隐不安。
因为，现在的自已，虽然在济南拥立了朱慈烺登基为帝，也向天下发布了新皇登基的诏书，但这位由自已亲手拥立，且占据了大义名份的新皇帝，能不能得到普天之下的官员与百姓认可，李啸心里，其实也还真没底。
毕竟，太子从京城逃回到现在登基，时间十分紧急，象南京留都的群臣，可能根本就还未得到具体的消息，他们会不会承认这位便是真实的朱慈烺，会不会对朱慈烺这位太子的真实身份，都持有怀疑呢？
甚至，李啸认为，还极会有可能，有些野心家会利用这种怀疑，而趁国中无主之际，在南京等地另立他人为帝或自称监国割据一地，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政治风险。
只不过，这些问题，李啸心下虽有担忧，但他并未特别放在心上。
大乱之世，实力为本，各种阴谋手段，终究只是辅助，纵然有人居心叵测，想趁机作乱，但区区宵小，又能其奈我何。
若他们真敢另立其他朱氏子孙来与自已作对，那就别怪自已不客气。自已正好趁此机会，发兵往攻，将反对自已的势力，一举铲除，以绝后患。
当然，这样开展军事行动的狠手，为了维持表面的团结，还是尽量不要随意使用。相反地，在现在这个特殊阶段，李啸认为，自已最好还是采用柔和手段，如果能先对那些诸如留都的官员，给予拉拢分化，当是最好的选择。
所以，在新皇帝大谕天下后，李啸又下令，由陈子龙撰写任书，召请依然留在南京的重臣，诸如史可法，高宏图，马士英，王铎，袁继咸，赵之龙，刘孔昭等人，皆来济南任职。
如果他们能来，在这李啸的地盘上，自然只能全听李啸的安排与裁处，这自是最好的结果。如若不能，李啸却也并不特别在意。
因为他对这帮前朝官员，其实也不是特别看重。这些人，在李啸看来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如果不是为了尽可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，李啸对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正眼相看。反正现在自已手下，这些年四下招揽，以及考试提拔等手段，其实已然有足够的官员可用，大不了就将他们晾在一边便是。
在谕书都发出去后，李啸并不稍怠，而是立刻与陈子龙与姜曰广这两位最为任重的亲随赞画，在客厅中密议接下来的战略规划。
这战略规划的主题与重点，便是在于接下来，李啸的目标，究竟是要以统制国内，理顺整个大明帝国为主，还是先行以一已之力，先去打击并反推北方的流寇与鞑虏。
简单地来说，现在的战略规划的重点就是，倒底是先攘外，还是先安内，这个议题，成了李啸与陈子龙姜曰广三人商议的重中之重。
姜曰广的意见，是当先攘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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