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从璟在攻打鄄城时,曾让林英率领千骑停驻在濮阳城外,濮阳城中的银枪效节虽说经由一败,已无多少战力,但作为大军后方,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注意的。当然,局外人不知晓的,这千骑除却防备濮阳城,为大军保障后方,还有一项更为紧要的任务。
这个任务,便是监视汴州。
据李嗣源所言,汴州驻军同样属于骄兵悍将,只不过程度比之天雄、银枪效节有所不如,李从璟考虑到此番东行动静不小,牵涉面广,因此不得不谨慎对待。
最终结果是汴州驻军并无异动。
至冬十一月中旬,包括滑、濮二州在内,遭受夏秋水、蝗之灾的州县,秦王府都已巡查完毕。比之滑、濮二州,其他州县或者灾害较轻,或者官吏贪赃枉法不甚严重,但无一例外再无公然抗拒之事,秦王府对这些地方处理起来也再没出现出大波折。
值得一提的是,李从璟对滑、濮二州处置甚严,但对其他州县,却显得很宽松,并未大动干戈,即使有官吏失职之处,也只是斥责、警告,再由秦王府官吏监督,要求州县官吏加紧处理灾情,着手灾区重建。
滑、濮二州的官僚系统崩坏过半,出现大量官吏缺额,朝廷的速度很快,在任圜、冯道、李琪等人的运作下,新任官吏很快到达地方,融入到政事处理当中。由此,奔波逾月不得好生歇息的秦王府众官吏,才得以喘上一口气。
腊月,趁着年关未至,李从璟发动灾区官民忙碌得热火朝天,希望在来年春耕之前,将田地修整出来,以求不影响来年粮食种收。蝗灾区尚好一些,耕田、水利设施没什么损坏,水灾区则基本要重修田地、灌溉设置,好在秦王府并不缺能吏,流民重建家园的热情也很高。
李从璟有意改造滑、濮州二州,将其作为试验田,建设成新政的榜样,所以这番仍旧有许多事情要做。
“新政是什么?”顶着寒风,行走在田舍间,李从璟身上的盘龙异文袍已沾满了泥,他在路边停下来,脚在一块石头上蹭下鞋底的泥块,手指四荒,对身边的秦王府官吏朗声道:“长史曾问孤,何为新政?孤这些时日也在思索,新政是什么?”
“天下事,不出士农工商兵五类,不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四者。数月以来,我等走遍数州二十余县,遍访民情,查勘地方,且不言新政二字,就说这士农工商兵五者,如何革除时弊,今日我等便在此论上一论。”
寻了块石头坐下,也不在乎石块冰凉,李从璟示意众人随意找地方坐,就在冷风中对莫离道:“大争之世,以军争为先,长史不妨先说。”
在座都是李从璟心腹,毋须讳言,莫离拿折扇敲打手心,当仁不让道:“纵观时局,军事之弊,弊在两处。一者,骄兵悍将;二者,藩镇军权。此番破长剑、走天雄、诛银枪效节,天下震慑,骄兵悍将之事,十去其六,往后只需恩威并重,逐步化解即可。然要消减藩镇军权,使天下军权集中于朝廷,尚需时日。”
“削藩之事,在缓不在急,在隐不在显。离有两策,以献殿下。其一,刺史领兵,以州军掣肘镇军,以刺史军权分节帅军权;其二,选天下藩镇军之精锐将士,入调京畿,重组侍卫亲军和六军,以中央集权,分地方重权。如是,地方节度使、观察使、防御使军权既减,自可逐步收拢政权。”
刺史领兵并非空穴来风,当世也有刺史领兵者,只不过数量很少罢了。安史之乱后,地方藩镇累日增多,藩镇权势日益提升,为掣肘节度使,以刺史领兵分化节度使军权,本就是朝廷政策。
只不过随着形势渐乱,才导致节度使权势愈发不受控制,尤其是黄巢之乱后,刺史几无领兵之权。如今莫离重提旧事,乃是有章可循。至于拣选地方军精锐为禁军,强干弱枝,这就跟周、宋之策不谋而合了。
这样的策论李从璟自然是认同的,王朴却有话要说,他道:“集天下精锐于京畿之地,日费巨大,养军之资从何而来?”
李嗣源刚继位,就颁布诏令,让各军就近取食,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军费。莫离提议在京畿养兵,可谓与李嗣源此令宗旨大相径庭。镇军在地方就食,与集中在中央就食,很大一项区别就在于,前者可以免去运粮的损耗。
王朴接着道:“运粮进京,首推漕运。漕运之事,无非南粮北运,东粮西运。如今江淮陷于吴国,南粮北运自是无望,只剩东粮西运,然则漕运之粮,向来六分损于路途,以当前局势,且不说地方有多少粮食可运往京畿,便是这路途损耗,以眼下朝廷之情况,也万万承担不起。”
王朴说的是大实话,莫离却不以为然,洒然道:“漕运之粮六分损于路途,乃是都城尚在长安之时,彼时漕运粮食需得经过黄河,路有壶口大瀑布,不得不转运,如此不仅路途甚远,官吏贪墨也甚多。如今都城在洛阳,路程大为缩减,也无转运之忧,损耗自可大为降低。”
长安位处八百里秦川腹心,虽然如此,仍旧供养不起长安百万百姓,加之漕运要经过黄河几字型大弯处,路途远不说,尤其是转运,损耗甚大,高宗后唐庭立洛阳为东都,渐重东都,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之前杨广修大运河,为的就是方便江淮粮食运往京畿。莫离这话倒也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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