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第一更,国庆快乐!)
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。
这件事的起因,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。
彼时王朴曾有进言:“先争江淮,有许多好处。其一,南北之争,得淮地者得先机,夺得淮地,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,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,大唐得淮地,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;其二,江淮之地,有渔盐之利,商贾富豪之家云集,若能尽得江北之地,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;其三,江南诸侯,杨吴为最强,若得江南,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,使其困于一隅之地,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,日后平定杨吴,可四面合围,使其无转腾余地;其四,大唐得江淮,方便往海上通商;其五......”
吴国目前的处境,是北有大唐,西有马楚,南有刘汉(南汉),东有吴越、闽国。但因其掩有淮地,北至海州(后世连云港一带)南抵长江口,故而有千里海岸线。
总而言之,若能夺取江北,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,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。
原本历史上,南唐在中主李璟时,东灭闽国西灭楚国,而自失江北之地后,国势大衰,自此困守一隅,再无作为,最后坐等被灭——虽然灭闽、楚后,南唐并无实质收获,而是徒耗国力,但彼时它能速灭两国,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,没能守住战果,不是国力不足,而是君、臣的问题。
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,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。
但当时孟知祥、李绍斌据有两川,不遵号令,以大唐之臣,而妄图行割据之实,大唐不能容忍,遂先定两川。如今两川安定,大唐便要争夺淮地,恰逢吴国以为李从璟、李从荣兄弟相争,必有内耗,又兼其整顿内政,精力有限,于是乘着老楚王马殷新亡的时候,出兵楚地,意图称霸江南以壮国势——这就给了大唐机会。
今岁以来,大唐先是整顿洛阳吏治,而后出兵楚地以援楚王,再后推行新政新一阶段大政,随之又削平山东诸藩镇之动乱,将吏治整顿推向州县,当此之时,马不停蹄发兵淮地,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。
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,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。
虽然急躁,但未显其乱。
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,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,就焕然一新,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,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,事情完成之后,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。
在这种情况下,对州县吏治的整顿,就容易多了。
正如冯道所言:“治理天下官员,在疏不在堵。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,就算杀再多人,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,整顿吏治,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,意在威慑不良官吏,使其畏惧律法,而后以律法为依据,整治官场风气,重塑官场秩序,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。”
冯道的话,从制度上而言,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,并且笃力行之,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,以此达到肃清吏治、政治清明的效果。
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,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,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,甚至可称杀人如麻,但结果表明,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。
就眼下而言,洛阳吏治整顿之后,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,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,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。
冯道、安重诲、任圜、李琪、李愚,虽然不能称为名臣,但也都是一时之选,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,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。
其中尤其是任圜,本有济世之才,史书说“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,无明哲保身之道”,可见其才能不差,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,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,也就不是问题。
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,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,并非鲁莽之举,根由就在这里。
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,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,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,意在吸引各方视线,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。
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,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,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,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,其在大唐的势力,被军情处全面打击,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。这时候的青衣衙门,纵然还有些残余,也只能蛰伏隐藏,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,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?
李从璟东行之后,山东作乱的藩镇,因民众心向朝廷,而李嗣源多有布置,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,遂不日悉数平定。
事实上,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,并未多与平卢军、天平军纠缠,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,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,在义成军的襄助下,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,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。
而后,李从璟将整顿吏治、官员撤换、推行新政之事,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,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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