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从璟接到闽地平定的消息时,并没有觉得如何惊喜,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值得夸赞的地方,也只是战事进展颇快罢了。
然则闽地平定,却意味着有一项计划该被提上日程。
“闽地偏狭,王审知在治理闽地时,除却劝课农桑发展农事外,也曾大兴海商,吸引南海(涨海)的商贾到闽地来买卖货物。”李从璟把冯道、莫离、夏鲁奇叫来,跟他们说起这项规划,“如今王师平定闽地,长乐、泉州等地的商贾买卖,应该重新兴办起来。”
冯道知道李从璟素来重视商贾,天成新政中本来就有发展商贾的政策,如今大唐平定江南虽然时日不长,但各州县商贾的繁盛,却是已经恢复到了很是兴旺的程度,官道之上商贾往来,更是络绎不绝。
冯道赞成道:“闽地物产不多,正合适互通有无。”
李从璟却摇摇头,“非是闽地物产不多,才要大兴商贾。兴商,这本就是我朝该有的国策,而要使得商业真正发展起来,通商海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,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今日,朕要在长乐、泉州设立市舶司,把商业的兴盛程度纳入官员政绩考察范围,来日扬州、明州、广州,都要如此,但这还不够,远远不够。”
“这还不够?”冯道怔了怔。
李从璟点点头,“凡此种种,只不过能鼓励通商罢了,还不能引起海商大兴的浪潮,更引不起商贾争相远赴海外,在海外建立商业版图的浪潮。”
冯道哑口无言,他还是第一次听到“商业版图”这个说法。
实际上,在李从璟的规划里,“商业版图”叫作“商业帝国”更加合适。只不过后面这四个字说出来,在当下就显得太过骇人听闻了些。
“陛下打算如何实现这等规划?”莫离简单直了的问。
“很简单,允许商贾为官。”李从璟语出惊人。
不出意外,冯道立即惊讶的反对:“昔年,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,谓房玄龄曰‘朕以待天下贤士,工商之流,不可处也’,懿宗欲以乐工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,而朝臣进谏,以为不可。工商之业,固然可兴,但以工商之流为官,恐怕天下之人争相从商牟利,长而久之,只怕大唐无读书人矣!以臣之见,朝廷如今兴办学院,学院学生不乏精通商事者,彼辈足以管理商贾,万不用以商贾为官!”
李从璟失笑,“宰相言重了,且听我详细道来。商贾逐利,鲜有礼义报国之心,若使朝廷轻易授商贾以官,重商贾而轻士子,则天下之人,的确会争相舍弃圣贤之言,转而投身市集,久而久之,难免礼崩乐坏,道德沦丧。但朝廷允许商贾为官,却与此不同。”
“学而优则仕,此为国家选拔官吏之道,不会变。然则国家选拔官吏,却不必局限于此。将士血战沙场,为国立下功勋,不同样可以授官?朕的意思,是使于国有功者贵,于国无功者贱,于国有用者为官,于国无用者......使其于国有用。”
“商贾之辈,若愿修缮水利、道路、桥梁,这也是利国利民之事。授予散阶,使其贵,令其受人尊敬,但不授职官,不让其掌权、理事。如此,一方面可以提高商贾地位,使得商业兴盛,另一方面,也可引导商贾向善利民,变无义之商贾为有义之商贾。”
“当然,更重要的,是树立一种道德标杆,让天下子民都知道,凡利国利民者,国、民必尊之。你我君臣治理天下,说到底,依仗的无非是‘引导’二字。大唐何以有律法?何以要惩治触犯律法之辈?无非是引导百姓不要作奸犯科;大唐何以重礼仪?无非是引导天下人忠义守礼、和睦相处;大唐何以重读书人?无非是引导百姓读书识礼、立志报国。”
李从璟顺了顺衣袖,继续道:“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天下事千千万万,天下人万万千千,朝廷皆要引导之,但又不能一个个去耳提面命。所以,朝廷必须要尊重一个原则:凡是利国利民的,要正面引导;凡是害国害民的,要反面引导。”
“譬如说,今日有人横死街头,而百姓裹而葬之,官府必要嘉奖,如此,则可收获劝人向善之效,这便是利国利民之事。但若明日横死者家人来,责怪安葬他的百姓,说百姓偷了死者身上的财物、或者说是对方让死者横死的,该当如何?若是死者家人有铁证,则官府当详查,若是死者家人无铁证,则该将此辈投入牢狱。何也?若不严惩此辈,则良善者受辱也,试问日后谁敢为善?岂不是引导百姓不识恩义?不识恩义之辈,谈何利国利民?”
“允许商贾被授予官阶,则天下人不复轻视商贾,再加之朝廷有鼓励之策,则商贾如何不兴?天下人,人各不同,有人擅于读书,有些不擅长。朝廷既然有心让天下人都成为利国利民者,又怎能关闭百姓报国的大门?天下没有贤才吗?天下缺少爱国者吗?非也!不是天下没有,而是朝廷自己遗失了!”
“一言以蔽之,天下乱贼频出,是朝廷的问题;天下礼崩乐坏,是朝廷的问题;天下没有贤才志士,还是朝廷的问题!君王掌神器,而若是让朝廷将天下治理成这番模样,君臣皆是国家罪人,理该受到惩罚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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